朋友，你想逛故宫逛到恶心么？

你想吃烤鸭吃到反胃么？

你想让秀水的服务员看你都脸熟么？

你想反复跟人解释我们为什么把一具木乃伊放在广场中心么？

 

那么，请和我一样找个小公司工作吧！

让所有的C什么O都来中国来的更猛烈些吧！

我对偶像剧的看法：

一帮二逼。

很久没去美术馆了，周末去看了中国美术馆的合成时代。

劲儿挺大的，要不说多媒体艺术就是比传统艺术花样多。

一进门的一个装置就把我震住了。几株鲜花吊在半空，上边开着花下边裸露着根，底下用空气加湿器对着根吹，上边用大灯对着花照，保持湿度温度，鲜花竟然就这么活着，搞得大厅里一股怪异的香味。旁边一株最绝，竟然插着针管打着营养液，叶子上装了传感器，把植物的生物特征通过传感器传输到电脑上显示出来，电脑上像神经一样的结构时不时颤动一下，艺术家把这种颤动转换成声音播放出来，我操，活活吓死人。

想起小说檀香刑里，给罪犯施行凌迟的时候还要给他灌人参等补药，就是让他不要痛快死去。

在看一个瑞士人做的多媒体影像的时候，我终于撑不住了，看了一半拉着我媳妇走了。用木偶人像表现极端灰暗的情绪，无聊的数码，人性被理性取代，异化的人体。

是不是我岁数大了，头几年看这东西哥们什么时候顶不住过——越是牛逼越要啧啧赞叹微笑着欣赏；还是现代艺术确实这几年突飞猛进哥们掉队了？

以往去美术馆都是出来以后我媳妇头晕脑胀，我兴奋无比；这回我们俩互相扶着出来的。

又去成都，傻逼添堵

客户捣乱，闹心不断

在成都的路边小店吃龙抄手，意犹未尽。回京在川菜酒楼要龙抄手，不好吃，差着几个数量级。

担担面也是一样。

新浪有文章：反奥运导演新作“功夫熊猫”你看吗？

一看原来是斯皮尔伯格弄出来的，我说我看，孙子不看！

这就反奥运了，人也没反别的奥运；就是这个奥运人也没反，无非是拒绝了工作要求。

要这么说，昨儿有人邀我参加婚礼，我没去，我就是反婚姻人士了；上周华为给我打电话，我没去，我就是反通信人士了；上个月出差有小姐打电话到房间，我没理，我就是反性交人士了。

1999年，世纪末。

123中学外买打口的店换了好几回主人。我记得的最后一任是曾经的铁风筝吉他手，我对铁风筝印象挺好，因为那首“这个夏天”，特别是MV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非常病态而优美。那时候这个人离开了铁风筝，自己正在做一本重音乐杂志。有一天他笑呵呵的递给我一张CD，说这名字挺逗的，我接过来一看，叫pussy galore，那是我第一次接触Jon Spencer的音乐，从此对这种变态东西爱不释手，并且进一步得寸进尺爱屋及乌喜欢上了日本等等各地更加变态的音乐——如果那能被称作是音乐的话。

十年后，铁风筝的主唱做起了制作人，做了孙燕姿等人大量脍炙人口臭了大街的口水歌，我想音乐的时代真的过去了。

邻近毕业，刘大象想要做一些事情纪念一下，绞尽脑汁后，他决定请若干他曾经垂涎三尺的女孩们吃饭。这饭当然不能一块吃，他也知道群奸群宿是犯法的，他要一个一个搞。

请第一个的时候，他叫上了我。他的意图我很清楚，丫长得本来就不是那么精致，叫上我那意思就是告诉女孩：你瞧瞧还有长得不如我的呢幸亏是我约你不是我旁边这位。

我当时本着瞧热闹想看看女孩怎么扇他的目的，也就去了。去了之后，见到女孩第一面，我彻底放弃了坚持了20多年的人性本善的信念——女孩也拉了个丑的陪衬她。

虽然这种做法验证了丑无止境的原理，但是我其实并不向后人推荐这种做法，原因很简单，刘大象虽然当了回巨型大红花，但是整顿饭局中他完全没有机会跟女孩谈理想谈人生，因为他也知道滋他敢谈理想谈人生，第二天我保证全楼道都能背下来他说过什么——大字报估计就是这么发明的。

一次不能敞开儿谈理想谈人生的约会叫什么约会啊。

一次不能敞开儿谈理想谈人生的约会是多么憋屈的一次约会啊。

世纪末，似乎大家都做好了准备要从头做人从头再来。我们把各种打口磁带CD敛吧敛吧放在毕业生跳蚤市场上销售，有姑娘来看就缠住人家瞎聊半天，有傻逼来就把价格说的很高。有个一脸疙瘩的男生问有没有朋克，我们捡出几盘dead milk man之类的，男生说没听说过，说听朋克就得听性手枪、绿日，说你们懂么你们这都什么垃圾。

老王看看我，说咱俩揍他一顿吧，我说我看行。

有个可爱的女生问有没有吉他曲子，要学吉他，我们挑出几盘Eric Clapton之类的，临走还劝姑娘买下老王抽风的时候买的几张民族琵琶曲，跟姑娘说吉他跟琵琶其实差不多你弹吉他弹累了听听琵琶没准最后俩都学会了多好。

两个女孩穿戴前卫，其中一个发籫竖在头顶上好似勃起的阴茎，过来翻看这一地的怪异唱片。我把Bjork放进唱机，死活要姑娘戴上耳机听听，说你听听你听听这么热的天听完一曲保证你后背发凉一点都不热了；听了两耳朵，姑娘说没觉得凉了，我说要是还热那就只能我们请你俩吃冰激凌去吧。

扭头照顾别的买家的功夫，女孩走了，我扭脸问老王，那俩姑娘呢，老王说哪俩，我说就刚才梳一鸡巴头的那个。

世纪之交，诺查丹玛斯大预言落空了，有人说人家是按农历预的言，估计得明年了。

工作也找到了，华为挑走了一个系里一小半的人，初视都没让我去，不知道是不是我德育成绩系里二百多人倒数第六的原因；还有一个那时候中国通信业的支柱公司，面试时问我你是党员么？

后来去了爱立信。

十年后，华为的人事一年给我打二十个电话，我心说你们丫十年前干嘛去了。

冬天，我和老王去爱立信送简历，回来在学校附近涮羊肉；还一次去清华招聘会，回来在路上吃包子。

1999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学校有篝火晚会，操场上都是人，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了。

记忆中那天我好像自己在操场上转着圈，旁边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看着大家欢呼雀跃的欢迎世纪末日，我问自己，真的就这么来了么？

1998年。

夏天我们在学校焊收音机。一堆二极管、三极管，我一边聊天一边焊，一不留神插错了洞，我说坏了坏了没辙了，不远处热心的广东小女孩说，你去老师那里问问看她那里还有没有可以用的辙。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话说的总觉得哪有点别扭。
那一阵子在学校北面一个叫wang wei的人那里买打口带，隔几天就去一趟；那时候最牛逼的是中关村黄庄斜街里有个叫叶阳的人，卖的其贵，人很牛逼。
盗版和互联网泛滥了以后，不知道这些人以什么为生。很多那时候的打口贩子转到了体制内，成了现在我国音乐行业各个岗位上发光发热的人才，什么汪峰，付冲之类的；我觉得那时候的那些打口贩子其实比现在音乐行业内的很多专业人业务素质高多了，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人对音乐的涉猎比他们还广泛，鉴赏力比他们还犀利，那帮人操光看唱片封面简直就知道它能不能卖钱。
那年一天没课的下午，刘大象在宿舍里兴奋的给我讲解他发明的一套凌波微步，按他的说法，此套步法可以在老张发怒从床底下抄棍子的一瞬间完成起立、奔跑、转身、出门、消失，从而脱离危险。那天下午，刘大象仔细的给我展示每一个步伐，如何以床帮为轴心实现起立加速、如何在门口使劲推门框利用反作用力出门、如何在后退中转身狂奔等等。那个下午，隔壁的同学看到刘大象一百九十斤的灵巧身躯一次次倒退着弹出宿舍，在踉跄中手脚并用转身把脸冲前狂奔，不知道的以为他让谁给屁股超前扔出来了呢。
一边示范一边还跟我解释，你不能当时转身跑，当时根本没时间转身，当时棍子离屁股已经很近了，蹿到门口推门框，你瞧瞧这不就退着弹出来了么，瞧见了么，退的过程中转身，瞧见了么，转身，然后狂奔，千万别回头...
后来我们宿舍门框一直不太结实，都是练他这步法推的。
十年后，我和一个南非的同事聊天。他说他们小时候的南非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在村子里到处都有野生动物，他们小时候经常逗小野牛玩，说你不能面对着野牛，这样野牛追你的话你根本没有时间转身逃跑，他们必须都屁股朝着野牛以老太太点二踢脚的姿势一点点靠近，看见野牛眼神不对可以立刻撒丫子跑，不用转身。
听到这个故事，我首先想到的是刘大象的凌波微步，只不过野牛的位置上不是野牛，是老张。
那些年，宿舍里狂玩电脑游戏。我这辈子从没玩过电脑游戏，但是记住了那个游戏的名字，叫英雄无敌。屏幕上两排小怪物，有长翅膀的，有长犄角的，对着砍，谁都不躲，看谁牛逼，就互相砍，挺过瘾的。
那些年，看了很多画展，在中国美术馆，记住了很多名字。
那些年，情绪很不好。

1996年，我上大学。

这一年前后，似乎是我的一个分水岭，岭的这边那边截然不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不同，但是自己知道，一边是楚一边是汉。心在哪，身在哪，不知道，俗话说，身未动，心已远。

我高考没有考好，物理和数学冲着满分去的结果一塌糊涂，也许注定我不该搞理工技术，幸亏英语和语文不错，总成绩还过得去。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高校都如我所遇到的那样有趣，各色人等一应俱全，想干吗都能找着伴儿，跟进了动物园似的——一个笼子一个样。

学校北面有条小路，挨着北京市第123中学，小路两旁全是卖打口带的，我与老leigh每每光顾与此。十年后，一次我和一个MBA同学一起做case的时候聊天，她比我小一岁，就毕业于北京市第123中学，她说她上高三的时候学校门口的小路上总能看到形形色色的怪异青年。不知道是否其中有我。

那时卖打口带的还有一个北京商学院的孩子，商学院的就是有经济头脑，每周背一大书包来学校卖，直奔了老leigh的宿舍，然后老leigh就在走廊那头光着小身板扯着脖子喊“丁二～～”，于是我就过去和老leigh一起挑打口。

隔壁宿舍有位朋友，身高一米九三，叫勺子的，勺子与我有个共同的毛病，没事爱自己乐起来。区别是我一般坐在屋里乐，他一般走在路上乐，这也是个好事情，如果两个人毛病完全一样就比较恐怖了。比如我俩坐在屋里，一个冲着窗外看鸟一个冲着门口看人，看着看着忽然脸上同时露出诡异的笑容；或者俩人走在路上，一个看着老太太买菜一个看着大姑娘打水，看着看着忽然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这他妈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呢。但是勺子不承认自己有毛病，光认为我有毛病，一次在食堂吃饭，勺子叼着一只鸡腿跟我说：丁二，你有病，有病就得治，不治不行。我心说这孙子。

那年，有一天走在校园里，听见小树林里做什么活动，音箱放的声音很大，像是金属，但是又很老套，还是刘欢唱的，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听金属了，听见这种音乐捂上耳朵就跑了。后来听说是老狼等人在那里签名卖新专辑，因为他们那帮人里的一个当初是我们学校的，所以跑到这所理工学校来卖音乐。这事我忘了有两年的功夫，两年后有一天一个同学翻出当时闲的蛋疼没事签了名买了的这张磁带，说送给你吧，看你丫整天带个耳机人五人六的。我随便拿出唱片封面看了看，看到作者在文案中写道其中的几首歌是送给顾城的，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这张专辑竟然也一听听了十年，每次都听到揪心动魄，专辑叫青春无悔。

键盘的开头，平淡无奇。张口也是平淡无奇，歌词平淡的甚至有些傻了：我是谁？我信仰什么？我暗暗地哭过。正奇怪呢，智商怎么变成港台流行歌曲了。风头一转，史上最撕裂人心的人声出来了，于是放下心了，没变。

 

 

1995年，高三。

九十年代是中国最有意思的年代，所有理想迅速破灭，人们纷纷翘头四望，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和存在方式。所有的东西都在改变，有的变好，有的变坏，有的消失，有的骤然牛逼起来。

魔岩三杰刚刚出版了专辑，从此人们再也不把这种非流行的音乐统称摇滚乐，而是叫做新音乐。何勇拉开了朋克乐在中国的长达数年的热潮，一直到现在都方兴未艾；窦唯剪了长发，哼哼哈哈的做着动听上口的黑暗音乐；张楚把调门放在钢丝上摇摇欲坠而又深刻。十年后，这三位，一个在屋里自焚；一个拿汽油烧人家车；一个一直处在半颠状态徘徊在疯人院门口。

这一年我上高三，全身心投入到高考过独木桥的状态。我从来没有想过将来干什么，念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就是每天做题，背书，考试。数学课每天两节，上午一节考试，模拟高考试卷，时间也一样，下午点评，天天如此，到高考那一天，我想我可能做了几百份高考数学卷了。

不知道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那班同学是否还记得一个丑陋的男孩，沉默不语，天天背着一只写满文字的破牛仔书包一个人上学下学。

有朋友隔三岔五给我送一些给养，pearl jam，grateful dead，REM，让我撑过了那一年；闲时，我就在家画炭笔画，什么都画，老头大姑娘。那一、两年的时间，每周只休息周日下午半天，平时要在学校上晚自习。周日下午是我回复本来面目的时间，就这么分裂的过着。

有段时间，我每天晚上出去跑步。九十年代中期还没有给普通人预备的健身房，我就穿大街走小巷在小区周围跑。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喜欢上了跑步，一直到现在，我在健身房从来没练过别的项目，直接上跑步机，瞪着眼傻跑。我一直觉得阿甘那部电影很有意思，这并不是一部伟大的电影，离艺术也远了去了，但是挺有意思，因为这部电影几乎囊括了我对跑步的所有理解：一个傻子，并不思考，只是边跑边看，世界就这样在他的呼哧乱喘和上下紧捣持之间溜走了。

长跑停下来的一刻最为难受，你会觉得自己从旁观者一下又回到了这个世界的参与者，要不是实在迈不动腿了，真想继续跑远远的。

几年之后，我遇到了史上最忧郁青年河北老王，他也没事去跑步，尤喜晚上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闷头傻跑，这是后话了。

唢呐和吉他噪音的纠缠，身下却是电声节奏，身上是丑陋走调的男声不紧不慢不张不扬的一句句诵读江泽民在十几大上的讲话。把音量放大，失真的吉他轰鸣着，却没有金属的呆板，因为有唢呐一直在前边嚣张的蜂鸣着。诅咒一手持讲话稿，一手在空中挥着，破旧的皮帽下边传出嘶叫声：大会任务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对腐败～从严治党…翻开唱片封底，赫然在“感谢”名单下，第一个是：江泽民。

 

 

1994年，我上高中二年级。

这真是他妈操蛋的一年。高中二年级文理科分班，理科根据高一的毕业成绩组建奥林匹克班。到这个班以后，我彻底找不着我自己了，行动坐卧怎么都不是，觉得别人说话也跟我不一样，开玩笑也跟我不一样，我觉得妈的长得都跟我不一样，整个到了个外星世界。

忍了一礼拜，我跟我妈说我想回原来班。我们老太太就这点好，跟我一样心无大志，立即应允，爱咋咋地，自己拿主意。于是我就去找年级主任了，我说我不成，身子骨弱经不起折腾您看我壮那都是虚的，您就让我堕落着吧。年级主任说，你知道谁谁谁都想花钱来你们班么，我说知道知道要不我跟他换心说让他把钱给我就成了；年级主任告诉我，你呀，可以不参加课外学习，可以不参加奥林匹克比赛，你就跟这班呆着，成么？

我这人一向不爱跟人较真，我说成。我们班一共有两个人没有参加任何学科的各种竞赛，我是一个，不知道另外那个兄弟身有什么残疾。

那一年的夏天，崔健出版了红旗下的蛋，收录八首歌。其实这张距离解决那张也没几年，可是觉得那么遥远。红旗下的蛋在音乐上是和解决靠的最近的，追求音乐的张力，政治的隐讳。没多久，这张专辑被封杀了。

那年春天，未分班之前，那个也听西方音乐的同学有一天上学来还没放下书包就一脸严肃的跟我说，昨天听美国电台，说Kurt Cobain自杀了。

我说这姓柯的大哥是干嘛的。

同年秋天，有个朋友来家里玩，带给我一张翻录的专辑和复印的唱片歌词，我只记得复印的图片上血腥无比，各种内脏摆了一地，并且记住了乐队名称，Nirvana。那朋友用中式发音跟我说，主唱自杀了，叫柯特科本。

若干年之后，我收齐了所有该乐队的磁带、CD、演唱会录像带、演唱会DVD、吉他谱。是谁说的来着，一场摇滚音乐会、一张摇滚专辑，可能影响你的一生。

这话没错，这东西太邪门了。

那段时间，没有打口CD，磁带为多，稀有之物叫做尖货，而诸如nirvana之类的磁带是万万拿不到原版的；所有就有人用原版磁带拷贝销售，没有歌词封面，只有一盘sony空白磁带的翻录，价格和正版磁带一样，爱买不买。我的头两张nirvana的磁带就是这样的翻录版。

十年之后，我看见有民工身穿印有Kurt Cobain头像的大T-shirt搬砖盖楼。

政治戏虐，音乐波普。重型的电子噪音和鼓机开头，后边却冒出了一首典型的诅式政治打油诗：红军渡赤水，是我搭的桥；主席在陕西，吃的麦当劳。诅咒善于模仿周恩来的声音，越唱越兴奋，各种民族弹拨乐器也加了进来，除音乐以外，越来越多的东西涌入脑壳：政治、玩笑、暴力、狂欢。慢慢明白，其实都是一回事。

 

1993年，我上高中。那阵子可以根据中考分数自由择校，于是我从一所最乱的学校转到了一所全城最好的两所学校之一，我们班长是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的前几名，我同桌女孩是全市中考的第二名。

那一年，我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张打口磁带，megadeth，35元。那个年代的35元应该相当于现在的二、三百元吧，我们家老太太听着我屋里那动静说，这确实是比崔健还闹。

语文老师要求每堂课前五分钟大家轮流上台做一个演讲，topic自由选择，轮到我的那一天我讲的是重金属音乐的历史，讲完了语文老师说这小伙子文质彬彬的。我很诧异，是她眼神有问题还是骂我呢。

社会就是这么有意思，有人嫌我老说脏话，有人说我文质彬彬，问题出在别人还是在我呢？这个社会太复杂了。

那个年头是中国新音乐发展的一个高潮，大江南北乐队层出，我一边听崔健唐朝一边听michael jackson，一边听死亡金属。

班里有个男孩，很有见识，英语讲的好，现代音乐听的多，看英文解说的NBA，和我们挺好，但是我们总欺负他，他也不生气。每当想起他我都很后悔，仿佛几个老农民欺负下乡的城里人。后来我离开那个班，就没有联系了，不知道这位朋友现在在地球的哪个角落，过得好不好。

上高中，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面对新的环境，我从没有经过此类的训练，从小我都生活在一个坚固的小团体中，这个壳打破了，我很不知所措。

我到现在都很恐惧新环境，大概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后遗症。

以庙会之旅中的怪异音色开头，稍后却传来了无比悦耳和大气的民乐。你是不是一道彩虹，歌者却只不断的歌颂，不断的有民族打击乐加进来闪亮的音色；当你正要跟着这狂欢的音色开始手舞足蹈的时候，诅咒又亮出了捣乱的本色，民乐的旋律戛然而止，却是失真噪音做了中场休息，你正茫茫然的时候，又回来了。不过变成了唢呐，同样的旋律，同样的亮色，同样的民族器乐狂欢，同样是歌者不断的歌颂和询问：你是一道彩虹。

 

 

1992年，我上初三。

9.18那天，正是全国人民忆苦思甜同仇敌忾的时候，我把自己弄骨折了。

折的很戏剧性：上体育课跑短跑，跑大发劲了，自己的大腿肌肉力量太大，把自己的盆骨拉撕裂了，后来跟谁说谁都不信，仿佛我告诉别人我左脚踩着右脚脚面蹬上了天一样。骨盆不能打石膏固定，只能动手术用两根钢钉把断裂处固定，当时年龄小，怕影响大脑发育所以只能用局部麻醉，我只记得手术之前他们把我的两只手用皮带固定在床的两边，估计是怕我到时候急了抄起输液瓶子抡他们。手术完后，主刀的大师傅拿着锤子改锥什么的跟我们老太太说这孩子够生猛的啊，说大人做这个局部麻醉都得叫唤叫唤。

其实我们家是有这种生猛的传统，前几年我姐姐生小孩的时候，折腾了一天最后剖腹产生完了直接下床扶着墙溜达回病房了；还有十年前我们家老爷子被一傻逼大夫怀疑是肺癌，需要把个什么东西从嘴伸进肺里挖一块组织出来化验，做完以后老爷子从医院出来直接骑自行车回家了——一家子生猛海鲜。

初三复习准备中考的时候，我听到老师们一种说法，忘了是跟家长说的还是跟我们班主任说的了：说丁二这孩子，品质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上课聊天自习打闹，就是为了不让同学好好学习，诚心的，然后他自己晚上玩命用功补课，要不然丫怎么考试老年级前两名呢？

当时我很不理解这种说法的逻辑，但是又不敢造次，因为我知道成人世界里的逻辑关系和我们心里的逻辑不一样，我隐约感觉自己打破了某种成人逻辑，可是又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只好自己纳闷。后来长大以后，给丫们这世界看得一清二楚了以后，我豁然开朗。再回想老师们的这种意见，我只有一个看法：这帮傻逼老娘们儿！中国的教育、青年、未来全他妈毁这帮娘们手里了！

我十七岁之前，精神健康，劲头十足，不沉默，不沉沦，终日以操蛋为乐；精神好，智力就好，吃嘛嘛香，学嘛嘛灵。所以考试总是年纪前几名，尤喜做各种怪异几何证明题，做完了高兴的不行，恨不得再操场上跑几圈。那是我智力的黄金年代，此后就一年不如一年，到如今变得跟傻子无二，此是后话了。

那一年，应该也是中国本土音乐的黄金年代，各种乐队，大江南北的层出不穷，我终日沉迷于此，中国地面上的乐队没有我不知道的。那时候尤喜唐朝，音乐形式太创新了，都说是学这学那的，可确实中国味十足。

那一年我看了两场演唱会，一场崔健，一场唐朝。

单刀会，简单的管乐之后贸然跳出丑陋的男声，把前奏的中国传统音乐氛围一扫而空，只剩下筝在人声后拨弄着。男声按部就班的直接到了高潮，像他唱的一样，我们走上了洼地，我们占领了戈壁。疲惫，疲惫而丑陋的灵魂把我们一次次暴露在月光下，只觉得优美而悲怆，眼泪就是必须的。

 

1991年。

那一年，我们这个除了混乱和打架没有任何其他学科成绩突出的中学组织我们参加全国华罗庚数学竞赛。和其他学校很多经过课外数学辅导班的优异孩子们坐在一个考场里，我这个每天在聊天和呼噜声中听数学课的孩子艰难前行——我还清晰的记得考卷上关于“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问题，我不得不根据语言含义来猜测其逻辑意义。

若干次复赛之后，我这个连猜带蒙的得到了全省的第15名，学校在大门口贴出了红榜以示庆贺，每天进进出出搞得我很害羞，觉得像一块狗食盆子里的坛子肉。

那年夏天，我们班被拆了，所有学生被分到其他的若干班里。我相信那是因为我们年轻的班主任在经过了若干次与学生的对打对骂抡圆了巴掌互抽之后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应付这个操蛋的班级了。

暑假的时候，我参加了市里组织的一次夏令营，一帮孩子在晋察冀山区里看了一夏天我们党当时英勇抗战建造的各种山洞地道和窑洞，对我党的发家史有了一次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这些山洞倒是都没糟践，藏完白毛女藏枪支弹药。带队的是一个年轻的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女老师，夏令营结束的时候她语重心长的跟我说，丁二你怎么这么小年纪说话老带脏字呢？我当时很内疚，感到非常悔恨和惭愧，我特别想老老实实的跟她说老师我错了，我他妈今后再也操他妈的不说鸡巴脏话了。可是我这个人很内向，不善于表白，所以一直没有说出口。

那一年，一些男孩子发明了一种全新的起哄方式，把舌头顶在上颚上，舌尖用力，然后分开，会发出“铛”的一声巨响，舌头比较牛逼的可以发出响彻整个教学楼的声音，风靡一时，相当于吹口哨起哄。那时候经常能看到的场景是，某个中年妇女老师气愤的对某个课堂上捣乱的男孩子说你给我出去，然后这个男孩子兴高采烈的收拾书包大摇大摆的走出教室，接着教室里的同学听到外边跟敲锣似的传来一声声“铛”“铛”的巨响，不绝于耳，然后中年妇女大步流星迈出教室，接着同学们听到更加巨响的声音“给我滚远点！”

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之所以习惯用敌视的眼光看待这个社会，包括权威，就是因为我们从小生长在一个充满对立的环境中，我从没见过师生相敬如宾的场景，倒是见过各种明目张胆的暗渡陈仓的敌对。那一年，我听了很多流行音乐，谭咏麟林子祥什么的，一直听到发现了一个长相奇丑的叫崔健的男人，从此这辈子再没听过流行音乐。后来有人说我长得像崔健，我觉得那只是说我们丑的程度一样，而并不是真的长得像。因为那句名言说的好，大美人都是一样的美法，而丑人却各有各的丑法。

开片曲，小白兔。如电影配乐一样强烈的画面感，钢琴点缀在一片雾霭之中，如光亮撒下。忽然小号无奈的响起，和钢琴散漫的追逐着，只剩下无聊的存在。单一的旋律无聊的重复着，应付着，如我们一般勉强的应付着，存在着。

 

1990年，我从小学升到初中。

这所中学以恶劣和混乱闻名全城，混迹着各种大小顽主。

开学没几天，一个曾经很熟后来掰了的女顽主托人捎过话来，说“中学和小学可是不一样了”。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在我们国家推广语文教育真的很有必要，这话是他妈的什么意思呢，是威胁还是示好呢，从那时起开始打心底佩服我们汉语博的很大精的也很深。

班主任为了治理众多顽主，把我等几个班干部放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像插秧一样插在后半个教室的差生中间。我第一次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兴奋无比，觉得地方豁然开朗了。

一次数学课，大家睡的睡打的打正上课呢，忽然教室后边传来一声巨响，所有同学忙回头观看，只见我的凳子向后倒在地上，我四仰八叉手脚并用的从地上爬起来——平时习惯了用凳子后两条腿掌握平衡练杂记这次忘了后边没有桌子接着了结结实实拍在地上。

一天下课，见旁边某女同学急急忙忙从书包里翻出什么东西一路小跑出去，我好奇，招呼若干好奇心与我同等强烈的男孩翻出其书包进行检查。那女生回来，站在教室门口看着若干男孩拿着一包卫生巾翻看，脸上露出一种怪异的表情，从那时起我彻底相信了人是能一边哭一边笑的。

一次政治课，政治老师，一个典型的中国北方中年家庭妇女，正在做开学后第一次考试点评，全班的狗屎成绩让她恨不得掐过来两个宰了解解气；而我显然很不识实务在后边聊天扯蛋。家庭妇女很生气，说你站起来，你考好了你这么高兴，你站着听课吧，我心说那得嘞我站着聊天吧。家庭妇女接着点评，就你们班恨死我了，妈的，第一次考试，你们班就一个人得了99分，丁二，谁叫丁二，只有丁二同学一个人得了99分。全班同学回头看站着的我，我收了聊天，抬头，谁叫我？您说什么？

那一年，港台音乐开始如潮水般涌入大陆，男孩女孩全都记住了若干响亮无比的名字：小虎队，草蜢，宝丽金。那一年，我珍爱着一张草蜢的专辑，其中有一首歌叫lonely，我至今还能背出歌词：lonely 地球是否独剩你 lonely…

我经常和板凳花娇玩对视的游戏，看谁先坚持不住。

一般都是他们俩不灵，首先把黑眼珠转到一边去了。

2006到2007年，黄河流域分布着近400家黑砖窑，很多农民被骗后非法拘押强迫劳动，外媒称之为“slave”。其中死伤众多，具体数目至今不知；知道的是至今有很多母亲还在黄河流域寻找自己的孩子，他们很可能正在某个砖窑里被迫劳动，死活不知。

“..重庆煤矿安全监察局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1-7月，我市共发生煤矿死亡事故241起，死亡326人..”，注意是“我市”“1-7月”。

“..今年前8个月，全国煤矿死亡人数同比减少993人..”，注意是“前8个月”“减少”。

2006年，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制售假药，制10人死亡。2007年，上海东方医院先后为9名患者安装不合格人工心脏，其中